“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重视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价值和重要作用。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发展环境和局势，文化产业成为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如何突破要素制约、市场局限、体制障碍、创新困境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因此，谋划“十四五”期间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数字科技要素融合、数字集群培育、制度创新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视野。　　

　　一、加强文化市场区域一体化合作，培植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　　

　　促进文化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最优化配置，是撬动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的首要条件。通过文化市场的跨区域协同、文化金融创新、产权服务跨区域保障等路径，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深化要素一体化畅通文化产业发展内循环。同时，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通文化产业发展外循环。通过内外双循环联动，共同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一）促进要素一体化畅通文化产业发展内循环　　

　　“十三五”期末，文化产业接近于实现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发展目标，文化产业生产能力和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激发国内文化市场潜力,提高一体化发展水平，畅通文化产业发展内循环具备了坚实基础，但仍需从文化市场、文化金融、文化产权服务等方面深化要素一体化，构建更加完善的文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1.推动文化市场跨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发展战略能够促使要素聚类整合，实现有限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缩小地区发展鸿沟促进均衡发展，同时也能够探索打破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治理体系，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要依托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文化市场跨区域协同发展，借助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一是培育跨区域的文化生产主体。科学整合区域企业资源，合并同类项，延长相关产业及衍生产品生产链条，促进企业间兼并重组和联合协作，形成区域旗舰企业，扩大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引领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加强中小微企业的沟通，通过中小微企业联盟等组织掌握企业发展状态，加强企业生产联系，了解企业发展需求，细化企业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增强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二是实行跨区域文化消费管理。统一规划和建设剧院、艺术中心等文化消费设施，并实行跨区域运营管理。例如在长三角加盟影院之间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大大提升了长三角电影发行放映市场一体化程度。搜集整合区域文化消费数据，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消费大数据，对文化消费进行精细分析，根据消费趋势调整产品供给。同时，制定跨区域文化消费优惠措施，增强文化消费流动意愿。三是加强跨区域文化服务。跨越原有行政管理边界，搭建跨区域文化产品展销会、特色文化展品博览会、图书市场、艺术品交易市场等交易平台。拓展文化策划、经纪、代理等中介服务跨区域业务。挖掘和重组跨区域文化基因，塑造跨区域文化品牌。完善跨区域新闻和信息等服务，例如东方卫视频道的《中国长三角》聚焦区域协同发展，收效良好。四是强化跨区域文化行业协作。加强文化行业跨区域协作，优势互补，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例如分析电竞市场特点和电竞市场基础，充分发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区在电竞行业的优势，错位发展，加强跨区域协同，推动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再如研究设计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文旅服务，打造旅游精品和跨区域文化旅游品牌。又如演出市场的跨区域协同，推动演出目录跨区域共享，优质演出产品跨区域巡演等，更好地实现文化内容传播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扩散。　　

　　2.探索文化金融创新支持文化产业区域化发展。文化产业区域化发展需要金融工具创新和支持。一是完善文化产业行业金融支持体系。行业金融支持有利于文化产业各门类跨区域业务的开展。借鉴美国电影金融、欧洲艺术品金融的做法，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行业金融政策。各行业金融支持包括各具特色，遵循行业发展规律的银行信贷、财产保险、直接融资、担保与再担保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二是建立跨区域文化金融市场信息系统。目前财政、工商、税务、银行、保险、证券、担保、信托等机构的文化金融数据搜集口径和标准不一致，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信息尚未有效整合。“十四五”时期应该注重建设文化金融数据的搜集和使用平台，完善文化企业征信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保证企业和金融机构双向数据顺畅沟通，为文化金融研究和文化金融实践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三是建设跨区域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是探索文化和金融合作新模式，提升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效能的探索和实践。目前北京市东城区、宁波市、西安市曲江新区等地区在实践中形成了“投贷奖”联动、金融服务专营、信贷风险补偿等一系列创新探索，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文化与金融合作。未来，可尝试将文化金融合作示范区延展到跨区域领域，促进跨区域文化产业金融协作。四是优化跨区域文化产业专业服务。建立跨区域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搭建文化金融跨区域综合服务平台，构建银行、保险、版权服务、风险投资、担保、再担保等金融服务链条。鼓励成立跨区域文化银行，鼓励金融机构成立文化金融事业部，推动银行机构设立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低利率专项再贷款，增强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的针对性，精准扶持文化企业成长。成立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风险基金，建立多地政府协同主导、多元参与的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和再担保基金。　　

　　3.以文化产权服务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文化产权的确立和使用，加强跨区域产权服务是保障文化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基础。一是增强跨区域司法服务。继续探索和实践知识产权法院，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知识产权法院改革创新基础上，借鉴欧盟专利法院的经验设立跨区域的知识产权法院，为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纠纷贡献司法力量。继续完善巡回法庭制度，为文化产业跨区域发展提供更加便捷的文化产权等服务。二是建设跨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组织。参考非洲知识产权联盟的做法，建立跨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组织。搭建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文化资产评估认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等产权交易和服务平台。三是加强专利和商标保护的跨区域服务。加强全国专利保护协作中心、全国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对文化科技专利的保护和审查。借鉴欧盟专利商标局的做法，建立跨区域联合专利商标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品牌和商标的跨区域互认以提高产品附加值。2020年9月14日，中欧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制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增强了品牌跨国跨区域认可度，增加了产品的产权溢价，实现了跨区域的产品培育、认证、流通和消费。　　

　　（二）把文化产业发展嵌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并提高产业综合带动价值　　

　　文化产业发展要嵌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结构，提高文化服务贸易对外向经济的贡献度，尤其是推动优势文化产业“走”出去是打通文化产业发展外循环、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　　

　　1. 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结构。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是畅通文化产业发展外循环的重要路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具有深厚的文化根脉，沿线国家是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一是更加重视服务贸易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服务贸易对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集中在服务业。[3]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0》数据显示，中国服务贸易额为78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005年至2017年间，全球服务贸易平均每年增长5.4%，超过货物贸易每年4.6%的增速。到2040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可能会增加50%。[4]“十四五”期间应该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二是提升文化服务对文化贸易的贡献。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对经济贡献逐年增加，文化服务业在文化贸易中的占比也是逐渐增加。文化服务借助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科技手段将更加显现出其可贸易性质和经济价值。2017年全球服务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为22.84%，全球文化服务贸易额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9.45%。[5]2019年我国文化贸易保持稳步快速发展，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114.5亿美元，同比增长8.9%；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52.8亿美元，同比增长14.5%；文化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文化产品贸易增长速度。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文化投资运营、内容生产服务在国内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必将在文化服务贸易中发挥更大拉动作用。三是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结构。2014年至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值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我国已经成为沿线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9年文化贸易中，中国对欧盟、东盟出口增长较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24.9%。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出版物出口增长较快，增幅分别为11.7%、5.6%和4.8%。但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下降1.3%，进口增长20.2%。[6]总体而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增长快于文化服务出口增长，文化服务贸易顺差有待增强，文化贸易结构有待优化。2020年上半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9744.3亿元，增长9.2%，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7%，提升9.6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128.7亿元，增长9.7%，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6.2%，提升6.1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37.2%。[7]“十四五”期间，要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合作，要努力扩大现代创意设计服务、文化内容生产服务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增强文化服务的知识溢出效应。　　

　　2.壮大中国特色优势文化产业竞争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消费能力有待提升、文化消费倾向有待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新的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有的国家本来就有很好的双边文化贸易基础，突出优势产业彰显中国特色才能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一是依托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呈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特色文化传统对于沿线国家有着较强吸引力，借助现代科技赋能形成新型文化业态将具有较大比较优势。例如故宫沉浸式 APP《韩熙载夜宴图》，创新性地将音乐、虚拟真人入画与多样场景进行巧妙融合，全方位调动观赏者感官，营造了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效果。甘肃省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化图像处理，打造了110个360度虚拟漫游全景节目，呈现了洞窟的高清图像，很好地传播了敦煌石窟文化。我国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是数字文化内容产业的巨大宝库，也是优势文化产业的内容载体。二是现代数字内容产业具有明显竞争优势。数字经济的便利和优势，对推动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数字内容新业态具有天然优势。[8]短视频、抖音、直播、手机游戏、电子竞技、移动社交平台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等产业蓬勃发展。同时，华为、中兴、腾讯等一批互联网高科技公司在新技术领域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对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优势，这些数字内容产业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新的文化冲击力。国际区域间合作在“后疫情”时期正发挥更大优势。商务部数据显示，如今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到62.3亿美元，同比增长53.1%，占中国2020年上半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76.7%，东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9%。[9]华为在东盟国家进行了新的“5G”布局，成为其核心技术和服务的供应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5G”建设的需求正处于上升时期，具有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在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并购行业统计中，信息技术传输和服务业并购金额达到72.5亿美元，仅次于制造业。[10] 三是增强互认突出地理标志产业。截至2019年，中国海关已经与15个经济体的42个国家（地区）签订了AEO互认安排，互认国家（地区）数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包括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助AEO国际互认，增强文化企业的国际知晓度和认可度，彰显中国特色，凸显产业优势，提高文化企业品牌价值。　　

　　二、深化行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文化产业集群　　

　　由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内容产业及各种新型业态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发挥新基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推动作用，深化文化行业整体性深度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文化产业集群，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

　　（一）数字化驱动文化产业更新提质　　

　　加速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扶持新型数字创意产业，培育数字集群聚合成长，是文化产业存量提质、增量培优的主要内容。　　

　　1.加速传统文化产业深度数字化转型。传统文化产业受生产空间、消费渠道、体验场景等因素制约，深受全球数字化浪潮冲击影响。加速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适应经济新形势要求是“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一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提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28.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9%，约占数字经济增加值的80%。其中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最高达到37.8%，其次是工业和农业，渗透率分别为19.5%和8.2%。[11]2018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117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48%，其中文化服务业占比最大，达到60.3%，文化制造业占比29.1%，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占比10.6%。[12]因此，深化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文化产业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文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阵地。二是传统文化产业生产方式变革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将现代数字技术、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生产供给端，创造适合现代消费需求、传播需求和销售需求的文化产品，从产品源头入手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供给端数字化转型为大规模广范围的个性化定制创造了更大可能性，服饰、家居等产品可以更具差异化、个性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个体需求。比如，目前传统媒体规模仅占全部媒体的约20%，传统媒体深入进行数字化改革，以大数据产品为依托，发挥资源优势，深化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提供更加全面、精准、高效的产品是重要改革内容。[13]三是消费端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发展必由路径。受空间、时间、存储有限性等因素制约，传统文化产品消费多数具有现场性、实物性、非交互性等特点，互联网、5G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传统文化产品的营销、消费拓展了新的空间。非遗技艺通过网络直播进行展示，特色文化产品通过直播带货进行品牌宣传和销售，演艺通过网络视频进行非现场跨区域观演，电影突破放映档期和消费场所限制实现线上灵活观影，旅游通过VR、AR全景等增强体验感并进行非现场体验。 　　

　　2.新型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新增长极。2017年文化部出台《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使用数字文化产业概念，数字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呈现技术更迭快、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有利于培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形成新模式。一是数字文化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占GDP比重达到36.2%，名义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速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高歌猛进。2017年，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增加值约为1.03~1.19万亿元，总产值约为2.85~3.26万亿元，2020年产值规模将达到8万亿。[14]数字文化产业体量迅速增长，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二是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新门类不断丰富。云娱乐、云直播、云展览、网络音乐、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线上阅读等成为大众文化消费新形式。随着数字科技不断发展，传统的教育、培训、会议交流等也呈现出新的数字化形式。网络科技公司也不断推出新的数字化文化服务产品，比如阿里巴巴的钉钉、腾讯的腾讯会议、字节跳动的飞书、华为云WeLink等。不断丰富的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新门类，极大地激发了多元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文化产业新活力。　　

　　3.培育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快速成长。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在挖掘产业价值、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发展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产业畅通内外循环、抵御外部不确定风险的有效载体。一是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以优势产业、重大项目、龙头企业为依托，建设体现区位、产业、技术、市场等优势的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利用区域发展战略红利，配置区域文化流通要素，提高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质量。例如，深圳龙岗区以华为、兆驰、华侨城文化集团、中华商务、华夏动漫等一批龙头文化科技企业和细分领域优秀企业为引领，重点建设数字硬件产业、数字印刷产业、创意设计产业、演艺娱乐产业、影视动漫产业等集群，力争建设成为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基地核心载体和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融合发展走廊。二是注重消费体验场景建设。数字创意产业相比较于工业产业更加重视消费环境的建设，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创新，更加看重消费体验的升级。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区围绕核心科技，聚焦创意创新，充分延长产业链条，建立高沉浸式产品体验中心，更加注重消费体验场景建设。三是建设集聚区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创意产业集群不是众多企业的物理集聚，不是多个产业园区的集合，而是围绕集群核心愿景，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协作、优势突显、定位科学的生态系统。数字创意产业集群要积极培育旗舰企业、领军人才、科技人才、专业人才、管理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等多元创新主体，要形成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公共服务支持等多向创新链条，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迭代、扩散机制。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区要有包含楼宇建设、企业培育、公共服务配套、生活场景建设等多方面规划设计，强调集聚区主体之间协作共赢。　　

　　（二）扶持数字内容聚合共享平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内容聚合共享平台能够聚合文化产业发展所需多种要素，形成参与主体多元交互共享。通过重构文化产业新生态、加速文化创新迭代、拓展企业成长空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　　

　　1.以融合发展重构文化产业生态链。数字化内容平台实现了由单一文化产品生产向多元文化产品生产的转化，由生产者主导向生产者消费者双向沟通转化，由文化产业单品类生产向立体化发展转化，融合发展支撑了文化产业生态体系建构。一是以跨界融合拓宽产业发展思路。线下文化企业发展受到要素整合、消费者选择等制约，跨界融合速度和规模有限。数字文化内容平台由于自带用户引流特征容易进行产业内容的转换和迁移。NBA拥有较高观众认可和稳定观众群，为适应数字化消费发展趋势，利用线上平台开发电竞赛事，实现了优势产业内容和产业新形式的跨界融合。阅文集团以网络文学为主打业务，拓展原创IP的不同场景应用，进行了文学、影视、动漫三大布局。2020年3月18日，阅文集团宣布与在线音乐娱乐平台腾讯音乐娱乐集团（TME）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拓长音频领域有声作品市场，进一步拓展平台跨界融合。二是以跨纬度融合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数字内容平台跨越了从生产者指向消费者的单一维度，实现了文化生产从线性的、平面的模式向网络的、立体的模式转换。数字内容平台空间有生产、营销、消费、反馈等多维坐标轴，每一项消费者行为都是产业发展多维指向的节点，能够加强生产者、消费者、营销者的信息互联和信息反馈，及时根据消费者倾向调整更新产品供给，挖掘市场潜力。数字内容平台的弹幕、数据优选和推送使得文化生产和消费更加生动。三是以跨角色融合扩大产业传播效应。数字内容平台是多主体交互式平台，做到了多主体互联、多社群互联、多角色互联。文化消费过程就是文化生产过程，比如多人参与的网络游戏，消费者参与过程也是游戏产品创作生产过程。电竞赛事中，竞技参与者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消费了文化内容产品，同时也是赛事活动表演者、生产者，为观赛者创造了文化产品。再比如平台直播带货，实现了跨区域跨角色的文化销售。在我国第七个国家扶贫日，直播带货网红薇娅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从“代言”到“带货”体现了品牌营销的新路径、体现了消费行为的新偏好，体现了数字科技的新优势。　　

　　2.科技应用促使文化创新迭代加速。数字内容平台成长的核心是现代科技，现代科技能够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的可复制性、可贸易性和可传播性，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数字内容平台的乘数效应更加明显。百度、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是数字内容平台建设的主力军。量子技术、新一代通讯技术、智能交互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科技发展将支持数字内容产业加速创新迭代和产品升级。一是支持平台内容海量增长。截至2019年上半年，B站游戏区有超过180万游戏UP主，发布2100万游戏类视频，游戏视频累计播放量有601亿次。B站每月诞生的原创及自制音乐作品在1000首以上。截至2019年底，阅文集团拥有作品储备1220万部，涵盖了200多种内容品类 。二是支持平台用户快速增加。腾讯文学平台日活跃用户数量突破1500万，单部作品单章订阅过10万。每天有超过100万人次使用知乎大学。2019年第三季度，B站月均活跃UP主达110万，月均投稿量达310万，分别同比增长93%和83%。截止到2020年第二季度，B站月均活跃用户达1.72亿，移动端月活用户达1.53亿。[15]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总用户规模已经突破6亿。三是支持平台领域更加细分。数字内容平台涉及到数字教育、数字阅读、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等多领域，要对数字内容平台的类型和领域进一步细分发展。比如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音频分享平台、工具型平台、在线咨询平台、阅读平台、文化IP培育平台、社交平台等。同时要细化丰富平台栏目。例如喜马拉雅设有有声小说、政党园地、新闻谈话、相声评书小品、音乐节目、教育培训、财经证券、儿童故事等。B站设有漫画、音乐、舞蹈、游戏、课堂、生活、时尚、国创、番剧等多个栏目。　　

　　3. 分享性网络平台拓展了企业成长新空间。数字内容平台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文化企业的厂房、资金、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制约，实现了企业成长空间的新拓展。一是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平台服务者、参与者、消费者不需要到物理场所，只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实现文化产品的创作、营销和消费。人才共享平台猪八戒网通过网络空间汇聚了千万服务商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优质服务，同时也成为众多中小微企业的孵化器，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数字内容平台中，虚拟名称虚拟形象可以代替真实身份进行互动，例如B站已经涵盖7000多个兴趣圈层的多元文化社区，社区人员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充分兴趣交流和分享。同时，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数字内容平台可以将现实数据和现实场景转化为虚拟的沉浸式体验。二是从有限空间拓展到无限空间。通过平台分享，企业规模可以实现无限量增长。依靠内容分发网络等技术，数字内容平台可以不受空间承载力的限制，实现文化生产的无限扩展，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实现消费市场隐形无限扩展。在无限空间中可以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交互模式，但未来数字内容平台发展还面临消费时间有限制约、知识付费习惯养成、产品更新速度挑战、快餐式消费形式与内容精品创作的矛盾与共生等问题。　　

　　（三）新基建正成为数字服务业爆发式增长支撑　　

　　新基建是经济发展实现内循环的内生增长新动力，是实现从互联网经济走向智能经济的重要保障。新基建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为数字服务业爆发式增长提供技术、设施、人才等方面支撑。　　

　　1.新基建拓宽文化投资新领域。高盛研究部预计2020-2025年中国新基建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16]新基建也将扩展文化投资新领域，有效驱动文化产业发展。一是“硬性投资”是基础。5G、物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基础设施是文化新基建的基本载体。如多家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布局大数据中心建设，这也会为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中核集团首个大数据中心正式开建；阿里云布局三座超级数据中心，正式落成于南通、杭州和乌兰察布，并将新建能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数百万台服务器；腾讯将新增多个超大型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文化新基建的重要载体，重点建设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文化体验园、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数字化文化生产线等内容工程，提高“一带一路”民族文化大数据中心等特色文化大数据中心建设质量。二是“软性投资”是核心。一方面包括文化新基建辅助生产体系建设。从企业角度看，培育企业发展智能经济的意识，加强企业主体对新基建和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培训，建设企业信用体系及数据体系，加强企业内部信息化系统建设。从政府角度看，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加强各部门信息互联，建立文化企业发展统计信息库、文化金融支持数据库等基本信息库，实现智慧治理。从社会组织角度看，积极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等社会协作组织，加强文化产业发展的产学研高效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包括文化新基建应用领域的建设。例如文化新基建应用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智慧旅游系统开发应用，智慧图书馆等数字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数字教育体系等。也包括智能化文化产品开发，比如智能音箱、智能服务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其他智能化文化装备等。　　

　　2.新基建拓宽人才培养与应用新思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新格局，增强国家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工程技术、通讯技术、管理工程与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高水平人才培养是新基建的基本需求也是新基建服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一是新基建为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人才保障。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融合急需大量的科技人才提供技术保障。而新基建蕴含的强大理工科人才正是为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在内容创作、服务营销、消费体验等环节的人才保障。二是新基建呼唤复合型文化管理人才。传统文化产业人才知识构成多集中于文化学、文化经济学、管理学等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知识，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产业人才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衡。新基建更加看重具有多学科背景、创新意识明显、创新能力强的“新动力人群”，他们是新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是“新零工经济”实现的保障。新基建呼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向统计、计算机技术、数据挖掘和处理等领域扩展，形成复合型文化产业人才。这既是文化产业数字化融合、数字内容平台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也是新基建创新更迭的活跃力量。　　

　　三、以文化制度创新激发创造活力、提高治理效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是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准则。将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是“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从市场、服务、管理、法制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能够充分调动文化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更好地保障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活力。　　

　　（一）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　　

　　激活文化经济价值细胞、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活力需要不断扩大和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降低文化市场主体进入成本，培育多元市场主体，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实现最优化市场配置。一是推进文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17]为扩大市场准入指明方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使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体系更加健全，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探索完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则的文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扩大文化对外开放和提升文化创造活力的重要手段。二是稳步有序扩大文化行业对外开放。破除文化市场进入的区域壁垒、资金壁垒，根据文化产品属性特征，对完全竞争行业、不完全竞争行业等不同性质文化行业依次有序扩大对外开放。国内有学者建议开放顺序依次是：影院、剧场、网咖等文化设施，经纪公司等中介服务，印刷业、发行业等意识形态不强的行业，网络游戏等竞争力强的行业。[18]三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文化。党管文化、党领导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文化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19]积极放开文化市场准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管文化”与“文化对外开放”并行不悖。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既要严格落实党的文化领导权，又要尊重文化市场的规律。探索具有一票否决权的金股制在文化市场发育中的实践，创新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鼓励文化市场的充分竞争，为人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是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探索自贸区文化管理和政策实践辐射更大区域范围　　

　　目前全国21个自由贸易区在政策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做法和经验，营造了更具竞争力的贸易环境。加快自贸区文化政策辐射延展更大范围，是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是积极落实自由贸易区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为有效推进自贸区制度创新实践，截至2020年7月份，国务院已经进行了六批自由贸易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工作，将相关制度做法落实到各地文化产业发展中，保证制度创新顺利扩散。例如，在文化投资管理领域，推广“出版物发行业务许可与网络发行备案联办”制度，“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智能辅助申报服务”，企业“套餐式”注销服务模式；在文化贸易便利化领域，推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导航服务”；在文化金融开放创新领域，推广“知识产权证券化”等。[20]二是允许自贸区现行政策在文化产业园区先行推广。自由贸易区是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区域发展活力的试验田，而文化产业园区也是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集聚区。因此，允许自贸区现行政策分时分批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重点园区先行实施推广，是扩大自贸区制度红利的有效探索路径，考虑选择在北京数字文化产业园、上海张江文化创意产业园、长沙马栏山视频产业园等文化产业园区展开。例如上海自贸区、北京天竺保税区已经先后实行允许国外演艺经纪公司在自贸区进行全资业务的做法。再如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行的“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的税收制度等。[21]三是探索建立跨区域自由贸易区。从世界范围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在加强贸易合作服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国内视野来看，目前的自由贸易区以行政区划的省市范围界定，今后可探索建立跨区域自由贸易区，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构建国家经济发展新版图。　　

　　（三）重塑与新型文化产业生态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从单一市场主体到多元创新主体，从线性生产到空间多维生产，从单向指向到即时交互，从物质生产到场景体验，从产品单一导向到数字内容衍生共生，从封闭场域到开放空间，这些新特点重构了新型文化产业生态。海量文化产业内容快速增长，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工具载体创新迭代不断加速，都给文化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与新型文化产业生态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关键是强化数字化治理思维和手段。一是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和态度。互联网技术和现代传播媒介支持下文化参与大众化、草根化，体现了文化市场繁荣和文化创作活力，但也伴生了文化内容低俗、网络恶搞等大量网络文化问题。例如短视频社区平台抖音日均视频播放量过亿，其中不乏内容不够健康、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内容，正因此抖音海外版TikTok 2018年在印尼被封禁。面对新型文化业态快速发展，既要保护大众创作创新的热情，又要加强内容管理维持良性产业秩序，努力寻求坚持包容审慎态度与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之间的平衡。二是创新数字治理模式。数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数字化。一方面注重管理服务人员的科技技能培训，不断提升管理者文化专业素养和现代科技素养。另一方面注重现代化数字治理手段应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智慧化管理。例如腾讯和云南省合作开发的“一部手机游云南”联结了旅游信息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应用、政务服务等多项内容，实现了智慧管理。游云南APP上线不到八个月就连接了2400多个政府部门，建立了2.5万多家商户诚信档案，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治理路径。数字文化内容和新型文化业态不断丰富，跨越了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宣传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内容，拓展了对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互联网法院等多部门服务需求。文化内容审查管理和文化市场行为监督管理需要跨部门协同治理。同时，加强对文化企业、数字内容平台的引导和约束，强化企业自身管理。比如“啄木鸟2019”专项打击行动，封禁违规抖音账号203万个，抖音开展了违规直播账号和内容的专项整治行动。“十四五”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建立适应新型文化产业需求的大部门制联合管理机制。

表1 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部分规章制度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资料整理　　

　　(四)推进文化产业法治化建设　　

　　文化管理法治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治理的必然要求，完善治理体系是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目前，广受社会关注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深化文化产业领域立法是完善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文化产业区域一体化合作亟需跨区域立法。目前文化要素自由流动不够充分，传统行政管理机制藩篱尚未突破等原因阻碍了文化产业区域一体化合作高效进行。各地政府在积极制定出台多项规章制度引领和规范文化产业区域一体化发展，收到良好成效。但是，仅靠政府规章制度尚不能有效服务和保障文化产业跨区域高质量发展，亟需立法机构制定更加有效的促进文化产业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例如针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江保护法》，就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提供了高层次法治保障。　　二是文化产品高水平有效供给亟待法律规制。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的高水平有效供给需要法律规制的有效保障。例如我国的游戏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成为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同时又因为青少年沉迷、内容审查滞后等原因饱受非议。让人“又爱又恨”的游戏产业如何提供高水平的产品供给，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就需要尽快制定完善游戏产业法律法规。游戏产业大国韩国针对游戏产业规范发展，制定了全球第一部《游戏商业法》，以法律层级专门做出明确法律规范。我国在“十四五”时期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相关立法。三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亟盼配套法规保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利保护、统计分析、金融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和司法保障。继续完善和修订专利法、期货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特别是制定和完善针对大数据、数字内容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成为当务之急。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的职责作用，研究制定大数据权属确定、产权使用和交易法规，制定“AI”作品权利归属法规，为技术要素驱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总之，“十四五”期间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从跨区域协同发力、紧跟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趋势、培育聚合数字文化产业集群、重塑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综合施策多方发力，充分调动各相关主体积极性，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实现文化产业更高质量发展。